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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祭祀制度——遣祭

來源:北京十三陵特區辦事處      時間:16-02-25      作者:

   陵寢祭祀是我國古代社會用以推崇帝王權力,維護統治 秩序的一種禮制性活動。它不僅是古代神權、族權觀念的反映,尤其又是皇權觀念的體現;它不但是我國古代原始宗教迷信思想的淀積,而且又是忠、孝、節、義等儒家政治思想觀念的凝聚。因此,明清兩代對天壽山陵寢的祭祀,均有明確的禮制規定,并且延續到了民國初年。

   據《太常續考》所記,明朝的祭祀活動分為三等。“大祭曰天地、宗廟、社稷、陵寢;中祭曰朝日、夕月、太歲、帝王、先師、先農、旗纛;小祀曰后、妃、嬪、太子、王妃、公主及夫人,曰三皇,曰先醫,曰五祀,曰司火,曰都城隍,曰東岳,曰京倉……”。陵寢祭祀屬于朝廷的大祀活動,且是祭祀本朝帝王的活動,所以不僅祭祀的次數多,而且禮儀規定也十分詳明。

  明朝時的陵寢祭祀活動主要有兩種形式。一種是朝廷按節序派遣官員到陵園祭祀,簡稱為“遣祭”;另一種是皇帝在某節親赴山陵行禮,簡稱為“躬祭”。

   遣祭

   (1)遣祭的節序

   明朝時各陵的遣官祭祀一般是按一定節序進行的,祭祀的等級也有大小之別。在嘉靖時期陵廟祭祀制度改革之前,天壽山諸陵的遣官祭祀一遵建文初所定孝陵祭祀制度,每年有如下數舉:

   清明、中元(七月十五日)、冬至三節,太牢致祭,遣官行禮(一般為公、侯、伯、駙馬等勛戚大臣),各文武衙門堂上官一員、屬官一員分詣陪祭,謂之“三大祭”。

   忌辰(已故帝后逝世日)、正旦〈正月初一〉、圣旦(在位帝王的誕辰日,又稱萬壽圣節)、孟冬(十月初一)四節,酒果行香,遣官行禮,各衙門官不陪祭,謂之“四小祭”。

   嘉靖年間,明世宗對陵廟祭祀禮制改革,天壽山諸陵祭祀的節序又發生了變化。《明世宗實錄》卷一七二記,嘉靖十四年(l535年)二月,明世宗朱厚熜召禮部尚書夏言于文華殿,提出"清明節既遣官上陵行禮,內殿復有祭祀,似涉煩復”。命從禮制的角度加以解釋說明。數日后,夏言回奏說:“祭祀之典有禮有義。祭不欲疏,疏則怠;祭不欲數,數則煩。不疏不煩,協禮與義,事神之道盡矣。我朝祀典之在宗廟,為有司所掌者如特享、時享、祫祭、諦祭,俱經皇上稽古定制,足應經義,可為世法。惟是上陵禮儀及奉先殿一應祭祀,多沿前代故事,況掌在內庭,容有禮官所未及知者。比蒙圣諭所及,臣竊加討論,于陵祀一節誠有可議。國家上陵之祀,每歲凡三,清明、中元、冬至是也。夫中元系是俗節,事本不經;往因郊祀在正首,故冬至有上陵之禮,蓋重一氣之始,用申報本之義云耳。今皇上光復郊典,于冬至既行大報配天之禮,則追報本始于郊櫻為重,而陵祀為輕;況有事南郊之日乃輟陪祀臣僚遠去山陵,恐于尊祖配天之誠若有所分。臣愚以為,冬至上陵時可罷免,而中元陵祀遣宮之禮可移于霜降制日舉行,惟是清明節上陵如舊。蓋清明禮行于春,即《禮經》所謂‘雨露既濡,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'者也;霜降禮行于秋節,所謂‘霜露既降,君子履之有悽愴之心'者也。夫雨露之濡,霜露之降,草木實先被之,于是有陵墓之思,義斯切耳"于是,世宗命天壽山的上陵祭祀,春以清明、秋以霜降遣官行禮,各衙門官陪祭;中元、冬至二節仍遣官行禮,但各衙門官不陪祭。從此,天壽山陵園的大祭每年有四次之多。

   嘉靖十五年(1536年)九月,因“孟冬廟享移于立冬”于是世宗又認為“孟冬朔之陵祭未免煩瀆”,命“其己之,著為令”。此后,天壽天陵園每年的小祭由四次改為三次。每年的陵祭合稱為“四大祭三小祭”。

   在上述各節中,正旦為一年之首,也是極為重要的節日,但卻沒有列入大祭之典,考其原因當如萬歷十四年(1586年)七月禮部在題復太常卿裴應章時所解釋的那樣:“元旦即歲除之次日也。先是九陵帝后已祫祭于廟矣,旬日內且復有孟春之享,故元旦之祭在陵殿止用果酒者,非儉也,禮也。"

   除上述各節外,按照《大明會典》的記載,國有大事(如營建宮殿、陵寢,帝王登極等)也遣官赴陵園致祭,諸王來京,離京又有謁陵和辭陵之行。

   (2)遣祭的儀程與祀典

   祭前十日,由太常寺題本請旨遣官行禮。

   祭前五日,太常寺委派協律郎提調樂舞生于太和殿(明朝稱"奉天殿",嘉靖時改為"皇極殿")演習陵墳祭祀禮儀。由于明朝時陵寢祭祀并不奏樂,所以,樂舞生在陵寢祭祀活動中,事實上只是充當執事、贊禮等角色。所遣樂舞生的數量,據《太常續考》卷四記,崇禎年間天壽山十二陵共為128名。

   祭前三日,太常寺委牲所千戶一員,領旗軍九名,將陵祭所用香、祝、牲、帛等物送至昌平州。昌平州官吏以鼓樂迎于州南門外,行一拜三叩頭禮。然后奉安于州署西香帛亭內。(香帛亭建造之前,陵祭所用香帛等物或寄放館舍,或暫安于長陵衛衛廳之中)

祭前二日,將香、祝、牲、帛等祭祀用物送至各陵。昌平州官吏在州西門外恭送,行禮如迎時。然后,由各陵供祀廚役(崇禎年間十二陵廚役人數達137名)將應制祭品制做出來。宰殺三牲的地方是宰牲亭,加工祭品的地方在神廚,臨時儲放祭品的地方在神庫。宰殺三牲時須按照一定的方式進行。《歷代陵寢備考》卷四十五引明人張岱《夢憶》,曾經這樣記載崇禎十六年中元節南京孝陵祭祀時宰殺三牲的場面:“太常官屬開犧牲所中門,導以鼓樂旗幟。牛羊出,龍袱蓋之。至宰割所,以四索縛牛蹄。太常官屬至,牛正面立。太常官屬朝牲揖。揖未起而牛頭已入燖所;燖已,至享殿。”明天壽山各陵宰殺三牲時雖未必全同孝陵,但在明朝,天壽山陵寢與孝陵祭祀制度基本相同,故天壽山諸陵祭祀在宰殺三牲時很可能采用與孝陵相似的方式。

   祭前一日,依制陳設好各陵的祭案、祭品。祭案分為正案、從案兩種。正案為帝后祭案,按陵園所葬帝后每人各設一案。崇禎時,各陵正案的設置情況是:長陵二案、獻陵二案、景陵二案、裕陵三案、茂陵四案、泰陵二案、康陵二案、永陵四案、昭陵四案、定陵三案、慶陵四案、德陵一案。從案為皇妃祭案。按《大明會典》卷九十《陵墳等祀》記,嘉靖年間以前,天壽山諸陵僅從葬(殉葬)諸妃歲時享于陵園享殿內;其別葬他處者,均遣內官赴墳所祭以牲醴。至嘉靖十七年(1538年),始命一概并入各陵從祭,"恩殿之兩旁以紅紙牌書曰‘大明某宗皇帝第幾妃之位',祭畢焚之。隆慶六年(1572年),改造木位,刻列名號,置各陵永遠從祀。其世廟諸妃,并遷祔永陵,各置木位配享"。因此,包括永陵在內一些陵園又陳設有皇妃從案。據《太常續考》卷四記,其中長陵為十六案(諸妃只以數目為次,并無謚號姓氏)、獻陵七案(分別為恭靜賢妃李氏、恭懿惠妃趙氏、貞靜敬妃張氏及未標謚號姓氏四妃、五妃、六妃、七妃之案)、景陵八案(分別為榮思賢妃吳氏及未標謚號姓氏的二妃、三妃、四妃五妃、六妃、七妃、八妃之案)、裕陵十八案(分別為靖莊安穆宸妃萬氏、恭莊端惠德妃魏氏、昭肅靖端賢妃王氏、端靖安和惠妃王氏、莊和安靖順妃樊氏、莊僖端肅安妃楊氏,端莊昭妃武氏、恭安和妃宮氏、端和懿妃黃氏、莊靖安榮淑妃高氏、安和榮靖麗妃劉氏、恭僖成妃張氏、昭靖恭妃劉氏、僖恪充妃余氏、惠和麗妃陳氏、榮靖貞妃王氏、恭靖莊妃趙氏及貞順懿恭惠妃劉氏十八妃之案)、茂陵十四案(分別為端榮昭妃王氏、.端順賢妃柏氏、端僖安妃姚氏、康順端妃潘氏,靜僖榮妃唐氏、和惠靜妃樂氏、恭惠和妃梁氏、莊懿德妃張氏、恭懿敬妃王氏、靖順惠妃郭氏、莊靜順妃王氏、榮惠恭妃楊氏、昭順麗妃章氏、恭肅端順榮靖皇貴妃萬氏十四妃之案)、康陵二案〈分別為榮淑賢妃沈氏、淑惠德妃吳氏二妃之案〉、永陵三十三案(分別為悼隱恭妃文氏、榮安惠順端倍皇貴妃閻氏、莊順安榮貞靖皇貴妃沈氏、恭倍貞靖貴妃文氏、恭順端和溫靖皇貴妃王氏、懷榮賢妃鄭氏、榮安貞妃馬氏、恭淑安(僖榮妃楊氏、宜妃包氏、靜妃陳氏、睦妃何氏、麗妃王氏、晏妃禇氏、常妃張氏、莊妃王氏、和妃高氏、安妃彭氏、平妃耿氏、定妃吳氏、順妃李氏、懷妃王氏、安妃張氏、宣妃于氏、宜妃宋氏、靜妃朱氏、和妃張氏、安妃高氏、莊妃杜氏、康妃王氏、溫靖越妃趙氏、德妃張氏、徽妃王氏、常妃陳氏三十三妃之案),而昭、定、慶、德等陵皇妃因仍于墳所祭祀,故無從案之設。

各案之上祭品的陳設均有定式。皇帝正案之上分別陳設有爵三、茶一、湯二、飯二、菜四、炙肉一、炙肝一、肉骨一、油餅一、角兒一、栗一、棗一、圓眼一、荔枝一、胡桃一、饅頭二、羊肉一、豕肉二、汁壺一、酒壺一。皇后正案上陳設的祭品除不置酒壺置茶壺外,余同皇帝案。此外,帝后正案之前還共設黝牛〈犢〉一、羊一、豕一,再前置帝后奉先制帛各一段,帛前設香一、燭二。左側設司樽桌放酒樽,右側設祝桌放祝版。視版上書寫祝文。祝文由起首及正文兩部分組成。起首部分均須備書該陵帝后的廟謚號及嗣帝稱謂。如萬歷年間神宗遣官冬至祭長陵,其祝文的起首為:“維萬歷年歲次十一月朔日孝玄孫嗣皇帝(御名)謹遣昭告于成祖啟天弘道高明肇運圣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、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圣文皇后曰。”祭茂陵則為:“維萬歷 年歲次 十一月 朔日孝玄孫嗣皇帝(御名)謹遣 昭告于皇高祖考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圣孝純皇帝、皇高祖妣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圣純皇后、皇高祖妣孝穆慈慧恭恪莊僖崇天承圣皇后、皇高祖妣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圣皇后曰。”崇禎年間遣官祭德陵祝文起首則為:“維崇禎年歲次 十一月 朔 日 孝弟嗣皇帝(御名)謹遣 昭告于皇兄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曰。”各陵祝文的正文部分則取較為固定的文式。其中,長、獻、景、裕、茂、泰、康、七陵各節祝文如下:

   清明節為:"時維仲春,雨露既濡,追念深恩,不勝怵惕,謹用祭告,伏惟尚享。"

   霜降節為:"時維季秋,霜露既降,追念深恩,不勝悽愴,謹用祭告,伏惟尚享。"

   中元節為:"氣序流邁,時維中元,追念深恩,伏增哀感,謹用祭告,伏惟尚享。"

   冬至節為:"氣序流邁,時維冬至,追念深恩,伏增哀感,謹用祭告,伏惟尚享。"

   永、昭、定、慶四陵基本同前述各陵,唯結尾作“伏惟鑒歆”。歆中元、冬至二節的開頭則作“歲序流邁”。德陵祝文則全文作“時序遷流,某節屆,仰念宏德,追感倍增,謹用祭告,伏惟鑒歆。”

   皇妃從案之上每案所設祭品有爵三、湯三、茶一、飯一、菜四、炙肉一、炙肝一、油餅一、角兒一、肉骨一、栗一、棗一、圓眼一、荔枝一、胡桃一、饅頭二、羊肉一、豕肉二、汁壺二、茶壺一、酒壺一。前置素帛一段,再前為香一、燭二。無牲。裕陵麗妃劉氏等八妃則用素饈,每案所設祭品為爵三、湯三、茶一、飯一、菜四、餅子二、小饅頭二、糕一、栗子一、棗一、圓眼一、荔枝一、胡桃一、大饅頭一。再前亦置素帛一段、香一、燭二。

   以上為大祭的祭品陳設情況,小祭則祭品十分簡單,每案均只設爵三、果五(胡桃一、荔校一、圓眼一、棗一、栗一)。前置香一、燭二。帝后正案之前左右還分設有司樽桌及香桌等。

   用以盛放各種祭品的祭器,在嘉靖年間以前,有朱紅三牲案匣、戧金龍壺,及硃紅漆戧金、素紅漆、金漆、朱紅油、礬紅油、明油、銅、鐵、錫等不同裝飾或質地的各種祭器。嘉靖十七年(1538年)由饒州府解到新燒制的長陵等陵祭器又有白瓷盤爵等物。

   各案祭品陳設完畢后,上面均罩以黃色的紗幔。

   除上述祭品外,各陵恩殿內還有一些陳設。這些陳設平時也在殿內,陵祭時自然應整理得更為潔凈。主要是:

   靈座, 又稱" 神床 "或 " 御榻 "。帝后入葬時置于殿內,殿內固定陳設物。《明英宗實錄》卷一八四記,正統十四年(1449年)十月,蒙古瓦剌部曾進入陵區,對長、獻、景三陵行破壞, 三陵靈座因之被毀。次年十二月, 三陵靈座修好,朝廷特遣寧陽侯陳懋祭告三陵。祭文中說:“囊因虜賊干犯山陵,茲以修復靈座一新,卜以今日鋪設,謹用祭告”。又,顯陵與天壽山諸陵制度相同,嘉靖十一年〈1532年〉四月,顯恩殿修好,也有“奉安獻皇帝神床于顯陵香殿暖閣”的 記載。《昌平山水記》則明確記載,泰陵恩殿內“存御座、御案、御榻各一”。|

   神座,又稱“御座”或“黼座”。陵殿中所置為帝后各一, 擺放亦有定位。《明孝宗實錄》卷二O九記周皇后葬裕陵,殿神座的奉移情況為“英廟居中,孝莊(錢氏)居左,而孝肅(周氏)居右”。

   帝后神位,又稱“牌位”或“神牌”,上書帝后廟謚號。其題寫多在奉天門,奉安之處為奉先殿或其他祭祀處。帝后神位奉安陵殿在明代初無固定制度。根據文獻記載,僅長陵在永樂十四年(1416年)三月陵殿落成時,奉安過徐皇后的神位。此后,獻、景、裕、茂、泰、康六陵均未在殿內奉安帝后神位。所以,當嘉靖十七年〈1538年〉世宗詔列圣諸妃從祀陵園議設木位時,禮部大臣遂上言:“諸陵享殿,帝后皆不設位,則妃祔享宜以紙牌標設,祭畢焚之。”直到嘉靖二十二年(1543年)二月,修繕長陵等七陵完工,世宗始命于各陵祾恩殿內奉安帝后神位。此后。帝后歸葬山陵。陵殿設 神位遂成定制。

   帝及正后冊寶、衣冠。明李應征《謁長陵》詩有“乾坤留劍,伏臘拜衣冠"句,可知陵殿內的奉安物是應有帝后衣冠等物的。且既有衣冠,必有冊寶,因為明朝祭祀制度,冊寶、衣冠均一體放置。又,《明世宗實錄》卷十二記,明顯陵陵中即曾奉安興獻帝的冊寶。顯陵陵制同天壽山諸陵,故天壽山諸陵殿內自應陳設帝及正后冊寶。

   繼稱后、追謚后的神主、衣冠、冊寶。明朝的皇帝,有的系皇帝正后,即元配皇后所生,但也有的是皇妃之子或皇妃之孫。這些庶出的皇子登極后,就要尊其母或祖母為皇太后或太皇太后。還有的皇帝在位時,皇后先死,皇帝有繼立的新皇后。于是,明代的皇后中除了正后外又有了繼稱后和追謚后。這些皇后雖然也和正后一樣葬入了帝陵,但其神主(栗木所制,形式與神位相似,上面書寫帝后謚號)、衣冠、冊寶等,卻因宗廟所行為一帝一后制而不能奉安太廟之中。于是,其神主享于何處便成了問題。明孝宗時,曾仿宋朝制度在皇宮內建奉慈殿,以奉安遷葬茂陵的母妃(追謚為孝穆皇太后)的神主、冊寶、衣冠等物。后憲宗生母周氏(謚孝肅皇太后、世宗生祖母邵氏(謚孝惠太皇太后)入葬裕茂二陵后,神主、冊寶、衣冠等物也奉安該殿中。但此制度在嘉靖時又有改變。《明世宗實錄》卷一八九記,嘉靖十五年(1536年)七月,世宗諭禮官夏言等:"廟中一帝一后,陵則。二三后配葬。今別建奉慈殿,不若奉主于陵殿為宜。又,梓宮即配葬于帝,主無咐廟之禮,宜在陵殿。今別置之,近于者,非親之也。"下廷臣議,夏言等上奏說:"自古天子唯一帝一后'配享于廟,所生大母,別薦于寢,身沒而已。……我孝宗皇帝于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,別祭孝穆皇太后。后祔孝肅太皇太后,近復祔孝惠太皇太后,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爾。然禮于妾母不世祭……于孫則止……。今陛下于孝肅,曾孫也。孝穆,孫屬也;孝惠,孫也。禮不世祭,義當祧……今圣諭遷主陵廟,歲時祔享陵廟,尤為曲盡。"于是,嘉靖十五年(1536年)十月十六日,三后神主正式遷于裕、茂二陵恩殿內",孝肅皇后神主奉安于英宗睿皇帝神寢之左室,孝穆皇后神主奉安于憲宗純皇帝神寢之左室,孝惠皇后神主奉安于右室.冊寶、衣冠俱各奉安于室"。此后,凡被嗣帝推尊或追謚為后,以及先帝繼后,入葬山陵之后,因不能祔廟,均有神主、冊寶、衣冠奉安陵殿之內。這些皇后分別是世宗孝烈方皇后、孝恪杜皇后,穆宗孝安陳皇后、孝定李皇后,神宗孝靖王皇后,及光宗孝和王皇后和孝純劉皇后。

   樂器.明代陵祭雖然不奏樂,但卻有樂器陳設于各陵恩殿中,明計六奇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九,記稱自己參加祭祀定陵時,見"殿內祭品豐潔,樂器飭備,俱籠以黃紗幔"。另外,《昌平山水記》記清初時茂陵殿內還"簨簴之屬猶有存者”。明朝陵殿之內所以會陳設樂器,原因之一是帝后入葬玄宮前,其梓宮須停于恩殿內,每日依禮朝夕上食,教坊司以樂承應,設而不作。明制,"樂器不徙",故樂器得以保留殿中。

   除了上述陳設外,裕、茂二陵恩殿內還陳設有從奉先殿內祧遷而來的孝肅周皇后、孝穆紀皇后、孝惠邵皇后的神位。這是因為,神宗、光宗去世后,其神主禮應入太廟,奉先殿內亦應設其神位。可是,當時太廟、奉先殿均九室已滿,必須祧遷祀于太廟和奉先殿中英、憲二宗及其皇后的神主、神位,神、光二宗及其皇后的神主、神位才能進入太廟和奉先殿。所以,泰昌元年(1620年)十月,英宗及錢皇后的神主由太廟遷祔祧廟,孝肅周皇后的神位則由奉先殿祧遷至裕陵恩殿。次年八月,憲宗及孝貞王皇后的神主由太廟遷至祧廟,孝穆紀皇后和孝惠邵皇后的神位也由奉先殿遷至茂陵恩殿。

   到了陵祭日的子時(夜11-1點),開始舉行陵祭儀式。各陵遣官(主祭官)在贊禮官的引導下,由各陵祾恩殿右門入。典儀唱:“執事官各司其事。”遣官隨即在贊禮官的引導下就拜位,同時贊禮官亦就位。執事官捧香盒至香案,遣官隨即在贊禮官的引導下至香案前。贊禮官跪,上香,遣官隨 之三上香。上香完畢,贊禮官及遣官復原位,行四拜禮,眾官隨之四拜。拜畢,行初獻、亞獻、終獻三禮。

   初獻禮的行禮順序是:典儀唱:“奠帛,行初獻禮。”執事官捧帛爵各獻于御案,然后下跪,贊禮官跪讀祝文,眾官均跪。讀畢,贊禮官俯、伏、興、平身,眾官隨之亦俯、伏、興、平身。

   亞獻禮、終獻禮儀同初獻禮,但不奠帛、不讀祝。

   三獻禮完畢,贊禮官及眾官四拜。拜畢,典儀唱:"讀祝官捧祝,進帛官捧帛,各詣燎位。"于是,讀祝官捧祝,進帛官捧帛,從殿中門出,至燎位(神帛爐)焚燒。至此,祭儀又完畢。

   上述大祭禮儀中,清明節還另有“上土儀”。《清朝文獻通考》卷一五四《王禮》三十:“乾隆……三年二月戊戌……更定清明上土儀。禮臣議言:清明節山陵增土,因沿前明舊制,但負土十三擔,往來二十余次,似覺煩數……。”明計六奇《明季北略》卷十九亦記,崇禎年間,"十二陵每陵遣三品官主祭。陪祭則六品以下二人。又,勛戚一人為擔土加墳事"。均指此儀。

小祭時的禮儀基本同大祭,不同的是行初獻禮時不奠帛不讀祝。

   〈3〉遣祭的禮制要求

   朝廷遣官祭陵時,對于奉命謁陵行禮及陪祀的官員有許多禮制方面的要求,這些要求必須嚴格遵守,否則就要加以懲處。

   首先,對陪祀官員的官職有一定要求。主祭官員由朝廷派遣,一般由公侯伯駙馬充任,而陪祭官員則由各文武衙門分別派遣。按《大明會典·禮部·陵墳等祀·陵寢》記,嘉靖年間題準,"凡分官陪祭……除掌印正官及宿衛、守衛差占外,俱要以次長官;如無次長官,許佐貳官;如無佐貳官者,方許首領官前去"。

   其次,對祭陵官員的服飾也有一定要求。明代的陵寢祭祀,皇陵、祖陵均要求祭陵官員具祭服(其制為梁冠、上衣下裳)行禮。但天壽山諸陵的祭祀,則要求祭陵官員像祭明孝陵那樣具淺淡常服行禮。《明英宗實錄》卷十九記:“正統元年(1435年)閏六月……壬午,上諭行在禮部臣曰:‘山陵祭祀,哀戚存焉,服飾華麗,豈禮所宜!聯自今后每遇孝陵、長陵、獻陵、景陵行禮之日,與百官俱淺色衣服如洪武、永樂制。"'又,同書卷-0六記,正統八年(1443年),七月,駙馬都尉趙輝上言,"中都皇陵、祖陵朔望有祭,行禮者具祭服",請求孝陵祭祀如皇祖二陵之制。禮部尚書胡在上言議論此事時則發表了不同意見:"陵祭止具淺淡常服,蓋洪武中及永樂初年之舊,況系元年詔旨所定,而輝固欲紛紜,難再更改。"爾后直至嘉靖十八年〈1539年〉四月,世宗親謁長陵分命大臣祭謁六陵,始有吉服行禮的情況。

   再次,對陵祭官員的其他行為(如,出入陵區、上陵行禮等)也有一定要求。祭陵官員須在陵祭日之前二日至昌平。分宿昌平城內各館。各館設立之前,官員則依類借宿于昌平州公署等處。如兵部官員宿于衛所,戶部官員宿于倉司,給事中宿于劉祠,翰林官宿于儒學,御史宿于察……。其間,人員錯雜,遂曾有過誤入他處的情況。如,成化年間,大學士楊守祉暮抵昌平,因儒學與察院相鄰,本應借宿儒學,卻走進了察院。事后賦詩一首云:"雙眼風沙百里程,敝衣瘦馬到昌平。欲尋泮水先生館,誤入分司御史廳。引導輿臺顏盡赤,將迎豸繡眼偏青。只恐太史明朝奏,昨夜文星犯法星。"

   次日早,祭陵官員們分至禮部題定的陵園朝房等候夜半祭陵。在進入陵區之前,官員們須先行派人遞報名單,以便御史、給事中點閘查糾。至石牌坊下輿改乘馬前行。至大紅門下馬,由大紅門右券門步入陵區。謁陵官員進入陵區之所以要從大紅門右券門進入,亦是當時禮制的反映。當時祭祀孝陵,祭祀太廟均須遵此禮制。《明孝宗實錄》卷-0四記,弘治八年(1495年)九月,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陳祖生曾上奏說:"魏國公徐俌每承命孝陵致祭,皆由紅券門并金門、陵門之右門入殿內行禮,事屬僭懵逾,宜令改正。"而徐俌則據禮上章辯解。他說:"入必由紅券門者,所以重祖宗之祭,尊皇上之命;出則由旁小門者,所以守臣下之分。循守故事,幾及百年,豈敢擅易?"禮部奉命議處,也認為:"今長陵等陵及太廟每遣官致祭,所由之門并行禮殿內,與孝陵事體大略相同,宜令俌如禮行之。"隨后,孝宗皇帝下旨從禮部所議。由此可見,祭陵官員由紅券門右門入,終明之世未有改變。

   祭陵官員們進入大紅門后下馬,但不得在御路上行走。在朝房歇息等候夜半祀陵時,不得飲酒,舉祭祀禮儀時,尤須態度恭謹,不得失儀放蕩、嘩笑言語。當時《大明律》規定,凡祭祀及謁拜園陵若朝會,行禮差錯及失儀者罰錢半月。其糾儀官應糾舉而不糾舉者罪同。"所以,凡當時有違上述禮儀的都要受到參劾處罰。例如:

   成化四年〈1468年〉三月,吏部左侍郎崔恭清明時節陪祀獻陵、裕陵,不于糾儀官處報名,禮科給事中張賓劾其不敬,因此被如例處罰.

   天順三年〈1459年〉二月,武安侯鄭宏清明節謁陵時,帶鷹犬,沿途縱獵,陵祭完畢后馳神道以歸,被六科十三道官員參劾,投進了監獄。

   天順四年〈1460年〉六月,留守右衛指揮陶清因清明謁陵,"陛辭即潛歸家,龍驥衛指揮使李璟留宿新城,羽林前衛指揮使馬清扶醉至陵下,三人被校尉察覺上奏后,枷于長安門三月,然后調于他處。

   弘治十五年〈1502年〉二月,會昌侯孫銘、建平伯高露、最給事中張弘至三人,因陪祀獻陵后至,被糾儀御史所劾。關入錦衣衛獄,‘并各罰俸一月。

   朝廷對于如上禮儀則是一再申飭強調。如,正統十二年(1447年)九月,河南道監察御史萬節上奏:"國家以祭祀為重,祭祀以誠敬為先。皇上比年以來,每遇清明躬謁陵寢,中元、冬至等節特遣勛戚行禮,各官陪祭。奈各衙門官罔體皇上之心,不以祀神為重。有無故而不分官陪祭者,有托故而令他官代之者,有至彼報名而復出山口宿歇者;有在彼宿歇,而高臥齋房不起者,有邀集同行伴侶在齋房酣飲者,有不用本等衣冠而在班列嬉笑者。今冬至在邇,乞敕禮部移文各街門,嚴加戒飭,如有仍前怠忽者,聽監察御史及禮部、鴻臚寺官指實劾奏拿問治罪。"萬節的意見得到了英宗的采納。

   景泰四年(1453年)七月,禮部又奏:"近該給事中孫珉言‘治人之道,莫急于禮。禮有五經,莫重于祭。……古君子之于祭祀,外則盡物,內則盡志。……為臣子者,正當齋明盛服以奉祭祀可也,奈何近來陪祀官多不敬謹。或止于附近寺觀而不赴齋宿者有之,或名雖號齋宿而又肆行酣飲者有之,或未祭而然先回者有之,或正祭而公然高睡者有之;其武職之中或就攜坐臥之物而行禮,或就著兩截之衣而與祭,或笑嘩全無忌憚,或跪拜略不加心,威儀放蕩,殊無可觀,誠敬廢弛,莫此為甚。……乞敕該部嚴加禁約,仍先令給事中、御史各二員糾察,敢有仍前故違者,指陳奏聞。其各該衙門陪祀官員亦須各具姓名報聞給事中、御史點閘查糾。"禮部的奏章得到了景泰帝的批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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